周子书，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副教授，地瓜社区创始人。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工作和大量的设计实践，我发现当我们真正意义上要让设计去为社会，为人服务的时候，实际上非常复杂。这不是设计师坐在自己的电脑前一拍脑袋就能想出来的，它需要设计师长期在一个社会语境下，不断地去了解真实的世界在发生什么，每个人背后的思考到底是什么。
2008年的时候，我在中国美术馆工作，正好有个机会让我能够随着UNDP去汶川地震的现场。当时有一辆车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很空旷的田地，开始我觉得这好像没有什么，但是一下车他们就告诉我，其实你现在站的不是一个平地，而是一个山谷。地震发生的时候，两边的山在五分钟之内突然崩塌，把整个村庄都填平了。我脚下几百米的地下居然是一个村庄，有几百人瞬间失去了生命。当时这件事情对我的冲击非常大。我回到中国美术馆，花了一年时间策划了一个展览，叫做《渡——国际应急建筑设计展》，邀请了世界各地15个建筑师团队，让每一个建筑师针对不同国家的不同自然灾害，在各自的价值观体系下，去设计不同的应急建筑。这是日本的藤本壮介设计的，叫“一片房子”，它是一片塑料的房子，拉开就能变成一个空间。
浪漫的法国建筑师说，我们那儿没有自然灾害，只有无家可归者，所以他设计了一个小拖车，这在欧洲正好是一个标准车位的位置。这个就非常有趣了，是一个瑞典建筑师设计的地震桌，人可以躲在这个桌子底下，等待一个星期的救援。重点是他在这个桌子底下放了水、《花花公子》杂志，巧克力、医疗包，人在这里面依然可以生存得很好。可是当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身边不可能有建筑师，该怎么办？这个智利的建筑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刨一个坑，里面堆上一堆柴火，外面糊上泥巴，戳几个洞，然后一把火一烧，就变成了一个陶屋。2009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一周年纪念，这个展览顺利开幕了，它帮助我渡过了30岁的生日，开始对我的迷茫起到一个引导作用。于是这个时候我辞职了。辞职以后，我其实还是非常迷茫。有一天我在商场跟朋友一起吃冰淇淋，突然有人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是中央美院的韩燕老师，她说，有一个英国的学校在找一个既是设计师又是策展人的人去读一年的硕士，你有没有兴趣？我说OK。当我准备去参加雅思考试的前一天，我突然间看到中央美院的官方微博发了一条信息，说韩燕老师因为癌症去世了，我的心再次被击中。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在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不仅没有传递痛苦的情绪，反而还给了一个年轻人一种新的希望。所以我当时就想，为了她，我一定要去英国读书。我申请了英国的中央圣马丁，攻读我的第二个硕士学位——叙事型空间设计。有一天我在BBC看到一则新闻，说曼彻斯特政府准备在地下建一个超市，发现了维多利亚时代一个住过人的地下室。后来我从新闻上得知，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大量移民纷纷涌入英国各大城市。恩格斯在1844年到1845年写的《论英国工人阶级现状》这本书里面，详细论述了英国的地下城市是如何居住人的。
我又想到北京也一样，大量的外来移民涌入这个城市。当中大多数人是做服务行业的，他们一般住在城市的郊区，因为当时末班车的时间都是晚上10点，地铁站末班车是晚上11点，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郊区的房子，只能居住在地下。这时我就给自己的毕业设计定了一个题，就是去研究住在北京地下室的城市外来移民。于是我就回到了北京，我一开始想去租一个地下空间展开进一步的调研，但很遗憾，我刚进去的时候很多人都以为我是记者，他们纷纷地拒绝。这几张照片都是我当时拿着手机偷偷拍的，整个状态还是比较隐蔽。走进地下室能看到一条长长的通道，主走廊的光线非常昏暗，分支走廊也晾满了各种各样的衣服。有地下居民在地上的社区晾衣服，从而引发了地上和地下居民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冲突。他们会在墙上刻字，比如这张“不管多困难，距离多遥远，我都不会放手”。还有很多不同时期的人留下的挂衣钩，就好像不同人的表情。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楼上的门总是坏，修十次，坏十次。其实是因为地下的居民没有这栋楼的钥匙，而地上的人有钥匙。有的时候就会发生砸门踢门的事件。我遇到了这个地下室的房东，我就问他能不能租一个房间，我想在这儿做一个艺术项目。那哥们第一次听说艺术项目，感到非常困惑。我们跟他谈了两个小时，他似乎有点将信将疑，但还是没有同意租给我。
第二次去的时候，他的门口多了一块地毯。他跟我说，上次你跟我谈了很多，我想了很多，我也跟我的太太和女儿聊了一下，我现在30岁了，我觉得我可能需要改变一些。他还带我去了别的小区的地下室，和别的房东聊我们的想法。因为他是房东，认识很多地下居民，他还把我介绍给了地下室的很多年轻人。但我不可能去敲每个房间的门，我就开始在地下室扫地，我希望通过扫地去观察地下室的一些细小的变化。比如说可以通过观察每个门口放的鞋子，得知每三到五平米的房间内一般都会居住一到两个人。这哥们当时是奥迪的汽修工，他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至今难忘，他说“现在的人特别无聊，只知道房子、车子和女人。”他想学新能源。另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个锅炉工，他听说做平面设计特别赚钱，于是花了9100块钱去学了三个月的Photoshop，结果他学完之后发现自己还是成为不了平面设计师，就又做回了锅炉工。为此他专门写了一封信，叫做《人生两大陷阱》，一是和别人作比较，二就是证明自己。这封信看似简单，但其实仔细想想，我们每个人不都是这样的吗？逐渐地我获得了整个地下室居民的信任，他们开始主动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BBQ。在这个BBQ上我开始了解他们内心的想法——他们并不只是希望地下的空间能被改造得多么好。其实他们很多人来到城市就是为了获得好的职业发展的可能，但恰恰是由于他们的社会资本比较少，他们很难获得大量的知识，导致他们也很难获取职业发展的可能性。
当时我的想法是，那我们能不能在地下做一个技能交换的项目，来帮助那些在城市里已经有一定的工作经验的人，和那些刚刚来到城市打工的人，让他们之间进行一个小时的对话，帮助他们去了解一些职业发展的可能。这是小周，他是一个软件工程师，有心理学的背景，他想把理疗和心理治疗结合到一起。这是小赵，是一个足疗师，他以前是有计算机背景的，他现在很想学软件工程。我们把地下室的一张床分开，变成两张椅子，再把这个合起来，做理疗的现场教学。两个人就在这上面开始了第一次技能交换。之后我征求了他们双方的反馈意见，他们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但是他们希望能够把这个空间进行适当的改造，让大家在这个空间里获得更好的体验。我一开始想把这个房间全都刷白了，但是一个居民对我说：“能不能不要全刷白？我们赚了钱就想回家去盖个房子，你能不能把这里刷成一个房子的形状？”于是我们就按照他的想法设计成这个样子，下面的白色代表着梦想，而没被刷白的“屋顶”，更像是现实。这是这个地下室的居民，他是一个烤鱼店的大厨，专门给我们送来了香蕉。其实这件事让我看到，我们的工作在一点点获得整个地下室的人的信任。我们还给他们做了一些摄影工作坊，比如说帮他们拍全家福，有一家人，也有情侣。据说这是这家人第一次拍全家合影。我每天晚上都要到那里陪他们聊天，其实他们是一个个有梦想的人，不是媒体口中所描述的“鼠族”。他们告诉我，也许下一步我们应该想如何去改变大家对于地下室的感知。我们把这个地下室的门刷成了和整个楼外立面一样的颜色，让这个门看上去就像是整个地下室的一个主入口。接着我们把地下室的招牌复制了一个，再把“下”这个字进行了一点改变，其实背后就装了两个小马达。猛一看可能看不出什么变化，但是逐渐你会发现，一会儿是“地上室”，一会儿是“地下室”，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思考。原本的地下室被无数个小房间隔成了一个个孤立的小孤岛，人很容易在里面迷失方向，所以我们想把这个地下室改造成一个“摩天楼”，把它变成一个很好的导示系统。主通道用阿拉伯数字做标识。晚上回来的时候看到的是温暖的黄色，而早上离开去上班的时候，看到的是充满希望的蓝色。我们并不在乎把这个空间变得多么好看，更在乎如何去可持续地吸引更多地上的人来到地下，让他们形成一种对话关系。改造后的空间上部是用来做工作室出租的，下部是用来给北漂年轻居民临时居住的，而中间这个黑色的部分，就是用来进行技能交换的实习教室和自习教室，我们还得留出一个足够的空间给地上社区的居民做公共空间。这种改造的本质是在思考一个公共的社区空间如何更好地实现共享。这才是地瓜早期的一个核心的理念。于是我们下一步就想设计出一个好看的工作室的形式，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这是我们做的一个木头的小房子，把它每一片展开就可以变成一些家具。我们还邀请别人来做工作坊，测试更多人对这个空间的体验。我的毕业设计到这个时候基本就告一段落了。我在2014年底回国的时候，突然看到微博上有很多人给我留言。其中有一个80后，他当时是北京亚运村街道的办事处主任，他说他们那边有个500多平米的空间，问我有没有兴趣把它设计成一个完整的地下空间。当时我觉得这个想法太棒了，而且我们还获得了冯仑先生的资助，能够让我们把很多想法变成现实。于是我们从2015年就开始正式实现我们今天的地瓜社区。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用捡来的树枝和木条做了条圣诞路；改造了社区里的三轮车；通过宝丽来相片的方式，在社区里让所有的人来投票。因为我们觉得这既然是一个公共空间，就不应该由设计师说了算。这是地瓜一号，当时一共收集到了187个居民的投票。通风很重要，我们用3D打印设计出了很多样的节点，让这个通风系统看上去不再是一个通风管道，而像是地下悬浮的一个小雕塑。每个房间都有一个独立的编号，便于我们未来管理地瓜的空间。地瓜三号多了社区画廊，增加了图书馆。一些央美的艺术家会把他们的艺术品放到这个空间里。我们希望用艺术和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形成新的碰撞，不过最重要的还是那句话，空间改造的核心是去改变人。地瓜的核心是通过改造闲置的空间，去吸引更多人来到这个空间，来创造更多的公共产品，再用低廉的价格服务于更多的公众。这个项目实际上是非常难的，我记得我在2014年初毕业的时候，我的导师跟我说，Spencer，你这个项目可能至少要持续十年时间才有可能看到一点点的成效。他当时给了我一封信，这上面写的，“To be opened in 2024”——在2024年再打开。现在已经过去快六年了。我不知道四年多之后地瓜社区还能不能坚持下去，但我是有信心的，我希望在2024年的时候打开这封信，甚至我会把他请到地瓜社区来，看看十年前我做的一些承诺和思考。地瓜一直在关心大量从农村来到城市的这些北漂，但是早在几年前，北京的地下已经不能再住人了，大量的北漂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地瓜一直想充当城市和农村的一个中转站，所以我在两年前就开始把目光从城市移向了农村。我找到了连接腾冲和黑河的胡焕庸线，因为中国主要的生态薄弱区和贫困村庄都是在胡焕庸线的两侧。我们当时选择了平武县作为调研和设计的切入点。其实我们对于农村真的不是特别了解，当我坐车去往农村，长长的隧道就好像是一个望远镜，把我带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平武号称天下大熊猫第一县，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文化悠久的地方。这里有个老城墙。还有一个明朝宫殿式的寺院，叫报恩寺，是清华大学的建筑学院的教学实验基地，它号称“斗拱的摇篮”，因为这个报恩寺里有21种不同类型的斗拱。当地还有白马藏族，我去一对夫妻家里做客，那种热情奔放的笑容，真的非常有感染力。我们对乡村的贫困户进行了大量的调研。贫困户的想法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离开农村，不要再待在这个地方。他们还不愿意和儿女居住在一起，因为重病花销太大。他们现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安于现状，也不太想种地。基层干部说他只有执行权，而没有决策权和发言权，但村民觉得他作为干部却没有为本村争取利益。所以他们也是进退两难。
而青少年的想法是，同龄人都去县城了，周末回来没得耍，我以后应该也不会回到这里。当时我看到了一个广告，印象非常深刻。第一个广告是：同学们都去绵阳了，你呢？第二个广告是：绵阳有套房，好找丈母娘。当时我们还在平武中学给整个高三的学生介绍艺术高考的一些情况。通过这次讲座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数据——平武县在过去五年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人数，以及大学打工人数的一些精确的数字。可以看出从幼儿园到小学，人口数一直呈现负增长，而等到高中毕业后，大量人口开始往外流。他们出去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回来后其实都已经偏中年了，都是30岁以上。所以不应该叫他们返乡青年，准确地说应该叫返乡中青年。他们主要是为了自己的亲情而回来的。他们希望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能结合到一起，更好地帮助自己的家乡。当地的创业青年缺乏机遇，进退两难，但是生存是第一的，不生存回来也没有意义。后来我们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对于那些老弱病残，我们应该用精准帮扶的方式去帮助他们，而对于今天乡村脱贫最本质核心的问题，还是应该通过产业脱贫，所以我们就开始分析当地的产业变化。当地的产业变化，从早期的猎兽到伐木，从水利到冶炼，再到现在的旅游产业。但是对于政府官员来说，旅游的人数不被计入他们的考核标准，而是旅游业的GDP，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当地的旅游业发展。白马藏族有很悠久的养蜜蜂的历史，他们很早以前就开始销售蜂蜜。所以我们想把养蜂作为一个切入点。我们还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狗熊偷蜂蜜。当地政府有个政策，如果村民的蜂蜜被狗熊偷了五箱以上，政府会进行一定的补贴。但是狗熊不可能每次都偷五箱，有的时候就偷一箱或者两箱，很多村民就得不到赔偿，这也打击了很多村民的养蜂积极性。在做调研的过程中，我们认识了李芯锐，他以前是一个坦克兵，现在他也养蜂。在交谈过程中我才发现，其实他在五年前住过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地下室，这一点更加增强了我和他合作的信心。他带我去了他们家的蜂场，我们在深山老林里步行了四个小时。其实这四个小时让我逐渐离开城市，进一步走进乡村的核心。他的最大的诉求就是希望给这些蜂蜜做一个更好的品牌和包装。后来我们通过一些数据发现，今天的农村合作社对包装的需求其实仅次于对资金的需求，所以我们决定从包装入手。回到北京后，我们就把市面上所有的蜂蜜包装拿来对比，请城市里的年轻设计师对这些包装进行分析，一起讨论如何设计蜂蜜包装。最后我们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平武的一个蜂蜜老巢，这是最最传统的第一代的蜂巢。受它的启发，我们设计了这样的包装。它是用瓦楞纸做出来的，打开就像是一个老的蜂巢一样。当时我们在蚂蚁金服的帮助下，和蚂蚁森林一起做了一次销售，我们第一次是一小时卖了一万瓶，第二次是一分钟卖了一万瓶。虽然这个数字不是特别大，但我觉得这个数字让很多返乡中青年看到了一种新的产业发展的可能。其实我们也知道，仅仅设计一个产品可能是没有办法去帮助乡村进行脱贫的。日本有一个项目叫D&Department，他们把日本每一个乡村的不同产品全都聚合到一起，在东京开了一个专卖店。这在当时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所以我再次回到了平武县，和他们几个带头的年轻人一起来讨论，应该如何去进行乡村的品牌化设计。当时有一个纽约大学的年轻人徐恒力，他放弃了美国非常好的工作，在平武县待了一年，一直在当地做志愿者。他帮我们把这个乡村里所有的自然资产量化、估值，也让我学到很多。我们还在当地挑了很多有趣的产品，来看看有没有可能变成未来的产品。比如说左边这是一个很有设计感的簸箕，非常“德国”；中间的是当地小朋友玩的玩具；最右边的是一个火锅勺子，一半是用来盛汤的，而另一半像个漏斗，可以阻隔一些东西。这都是我第一次见到，我觉得特别有设计感。我们还跑到平武县的博物馆看当地的文物。中间这个是雍正皇帝给平武县留下的一个重要的书写。我们还对平武县所有的土特产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平武大公鸡，肉质真的非常好。
说到吃，我们来到李芯锐家，发现每户人家都有一个小小的炕。当地的村民，无论是吃饭，交朋友，嗑瓜子，还是家庭聚会必须要在这个炕上进行。而且它的成本特别低，在当地制作的话，也就三千块钱。我们就探讨能否以这样的形式设计一个网络直播间。于是我们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乡村直播间。我发现很多公益机构到当地会立各种各样的碑，就是说明我到这个地方来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就想能不能不要去花钱做这个碑呢？能不能众筹一个乡村直播间，作为一个透明的纪念碑。在这个乡村直播间里面，可以把当地的乡村教育，蜂蜜罐装，当地的蜂蜜唇膏直播给大家，能更好地帮助这些年轻人去销售他们的产品。我上本科时，所有的老师都在跟我说设计要为人民服务。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工作和大量的设计实践，我发现当我们真正意义上要让设计去为社会，为人服务的时候，实际上非常复杂。这不是设计师坐在自己的电脑前一拍脑袋就能想出来的，它需要设计师长期在一个社会语境下，不断地去了解真实的世界在发生什么，每个人背后的思考到底是什么。如果你都不了解社会是如何运作的，如果你都不了解社会的组织是如何组织在一起的，那你是不可能做设计的。所以有时候越做越痛苦，越做越复杂，但是越做也越兴奋。因为我觉得做社会设计能够帮助我去更好地重新审视社会，能够让我原本非常小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大，让我知道我自己其实只是整个社会里一个特别小的分子，而且我没有失去自己的信念，我依然想用我的设计去改变我们的社会，哪怕只是一点点。今天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和大家分享太多的故事，如果你对社会设计感兴趣，欢迎关注我个人的公众号，叫“子书老师的社会设计”，用设计去改变，用设计去给别人一种新的希望。